永不停歇的“科研候鸟”
——记中国科学院院士
唐崇惕教授
承风秉志越重嶂,为国为民勇担当;
耄耋之年习不辍,诲人不倦著华章。
唐崇惕,我国著名寄生动物学家,1991 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唐崇惕院士曾任中国动物学会理事,国家教委第一届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寄生虫学会副理事长,国家教委科技委生物学科组成员,现任“动物学报”、“寄生虫与医学昆虫学报”及“中国寄生虫病与寄生虫学杂志”等刊物编委。自 1978 年至 2003 年获各类科技奖 13 项,其中国家科学大会科学奖一项、国家自然科学奖三等奖二项、四等奖一项,部、省级一等奖两项,部、省级二等奖五项,三等奖二项。1986 年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1995 年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1987 年获福建省五一奖章和省“三八”红旗手称号;1995 年获得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称号;2001 年获全国师德先进个人称号等。
唐崇惕在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做实验
唐崇惕院士长期致力于与人类健康、经济动植物和经济贝类生产密切相关的重要寄生虫病害的研究工作,研究各类寄生虫的发育规律、生活史、流行病学和防治措施,为人类的健康和农、牧、渔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980年代厦门大学校主陈嘉庚先生的长孙李成义先生(前中)在校领导陪同下亲切地参观了唐崇惕(右1)的实验室
1991年唐崇惕受日本国家科学促进会的邀请到日本几所大学讲学访问三个月,时在北海道医科大学基础部
“年轻真好呀,我也想一觉醒来,回到二十几岁呢”眼前这位 90 岁高龄的老人正看着围绕在身旁的学生记者,亲切和善地笑着。虽已是耄耋之年,唐崇惕院士仍是声音洪亮,富有活力,讲起以往的科研经历,目光如炬,充满着无限的激情。也正是这种对科研的高度激情和专注,为国奉献的使命担当,使得她能在几十年岁月里迎难而上,于广阔的贫瘠土地里探索真理,于未知的领域中披荆斩棘,为国家的寄生虫病治理鞠躬尽瘁,为寄生虫学的人才培养倾注心血。如此赫赫之功,她仍是虚怀若谷,宁静淡泊,只一句“我热爱的是科研,不是背后的身份”,就足以描摹出唐崇惕院士的人生信条。
与国家领导人的合影
科学研究的初心
为国人的健康作贡献
唐崇惕院士出生于一个中医世家,家里至今仍收藏着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中医典籍。她的祖父留下家训:“当思年富家贫,全凭才学,学若无成,何以立此竞争时代”,这句祖训铸就了唐家刻苦求学的精神。她的祖父悬壶济世,在霍乱爆发的年代,因治疗患者不幸被传染而去世。祖父离去的噩耗丝毫没有阻止他们治病救人的脚步,反而加深了唐家对为国人的健康做贡献的执念。唐崇惕的父亲唐仲璋是我国著名生物学家,1980 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恪守着这颗科研初心,唐崇惕大学选择生物系,在父亲唐仲璋带领下和几位同学深入血吸虫病、丝虫病病区进行调查研究工作。大学毕业后又成为华东师大生物系著名动物学家张作人教授的助手,开展原生动物与各类无脊椎动物精细解剖工作,打下坚实的技能基础。此后,再次回到父亲身边,成为他的助手和继续进行血吸虫类及其他寄生虫病问题合作攻坚者。
唐仲璋逝世前一个月与女儿(1993年6月21日)
谈起为什么会选择做寄生虫方面的研究,唐崇惕院士说:“除了家父的影响外,更多的是当时的中国的确笼罩在寄生虫病的阴霾里,我们做科研不为人类健康着想,那就失去意义了!”唐崇惕院士每谈起做科研,口中都不离“为国人健康作奉献”这句话,这也是她在崎岖的科研道路中坚持不懈的最大动力。新中国成立前后,以血吸虫病为代表的地方病猖獗一时,毛泽东曾作诗《送瘟神》来表现血吸虫病的恶劣危害:“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流行病区往往卫生条件差,人们的生活条件贫苦,而横亘在这些虫害疾病前面的,还有拮据的实验条件,和排查疑难问题的种种困难,而面对这些困难时,唐崇惕没有被吓到,而是迎难而上。在当时,唐崇惕经常下乡,有时候,一方祠堂的戏台,摆上简陋的显微镜,就成了她的“实验室”。若不是这般“以实验室为家,以家为实验室”的精诚所至,又如何有 60 多年来在寄生虫学研究上的登峰造极。
1953年唐仲璋教授(后中)带领学生何毅勋(二排右1)、熊光华(二排右2)、唐崇惕(后右1)、张天祺(前中)等下乡进行丝虫病流行学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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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唐崇惕在山西安泽山区进行羊群寄生虫病害的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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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学者的信条
历经磨难,方得始终
六十多载的荏苒光阴,唐崇惕院士发表学术论文 100 多篇,与其父唐仲璋教授合著 100 多万字的《人畜线虫学》及180 多万字的《中国吸虫学》,并参与其他专家的《人体寄生虫学》、《热带医学》等著作的编辑工作。累累硕果,一时都难以述尽。
在早期艰苦的条件下,她不辞劳苦,带着简陋的显微镜、解剖器材,靠两条腿踏遍寄生虫病流行的穷乡僻壤,一年中有半年多在四处奔波,由东海之滨、江南水乡到关外的大兴安岭南北麓、内蒙古大草原,从青海高原到天山牧场和伊犁河畔,从山西黄土高原、湖南洞庭湖、江西鄱阳湖到山东黄河之滨都留下了她的身影,被门下的研究生戏称为“科研候鸟”。每一次重大课题的野外调查和实验室内人工感染试验都留下了成千上万的标本。早期研究一种以蚂蚁为传播媒介的寄生虫病时,由于蚂蚁为具社会性的动物,难以人工饲养和感染,她自制专门养群居蚂蚁的小玻璃房,才把此项研究成功完成。其在科研上的痴狂和智慧,周围的同事和前辈皆有目共睹,都给予赞赏。
与学生在西洞庭湖
而在物质条件极大改善的今天,唐崇惕院士依旧衣不求华,食不厌疏,她的实验室里,至今还摆着父亲留下来的旧书桌和橱柜。生活俭朴的她,却毫不“节约”在科研上的心力,她如今已是九十岁高龄,但仍坚持每年到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的实验室去工作。多年以来,她在寄生虫的整体生物学和生态学上已有很高的造诣,却仍锐意进取,孜孜不倦地学习,“创新”二字,是唐崇惕院士科研的准绳,从青年到如今,她的科研思想紧跟着时代的推进和国家的号召,近些年来,唐崇惕院士致力于研究人体血吸虫病病原和媒介钉螺的生物控制,因她发现虽然人兽共患的胰脏吸虫和双腔肝吸虫的贝类中间宿主都是陆地螺,但在此两种吸虫病同在的流行区对成千上万的陆地螺的检查中,没有两种寄生虫幼虫期同时存在的情况,这一现象启发她引用到了对人体血吸虫病生物控制的研究中,实验成功可以用一种无害的吸虫为材料来杀灭媒介钉螺体内的血吸虫幼虫,最终成果发表在了美国寄生虫学报。
1979年唐崇惕(中)在新疆伊犁察布查尔牧场给维吾尔族孩子们看当地传播牛羊东毕血吸虫病的媒介螺类
在香港红树林中
岁月沉淀下来的成就和荣誉于她就如过往云烟,唐崇惕院士非但不是“守旧”之人,反而不断地做寄生虫学研究领域的逐浪者,不断探索学习高科技新方法用于寄生虫学研究,并传授给研究生和青年教师,引领着中国寄生虫学发展成为世界前沿。更难能可贵的是,在发表论文时,她总是关注着发表的文章能否让更多的科研工作者看懂、学通、实践、救人,所以往往会根据不同病种发病的主要分布,而将论文投稿到相应的国家,而不是追求期刊的影响因子。
唐崇惕院士认为,人就是要吃得了苦,不怕失败,只有经过不懈努力获得成功,才能真正享受到工作的乐趣和成功的喜悦。历经磨难,方得始终,六十多年来,她的科研作风,始终如一。所谓松柏之志,经霜犹茂。其境愈苦,其志愈坚。
冬天在呼伦贝尔草原
为人师表的理念
培养学生的独立精神
六十多年的岁月沉淀,变的是国家形势、科研条件的进步,不变的是她励精图治、不避艰险的科研作风。从跟随父亲进行野外调查与实验室内人工感染试验并举,到成为教授培育寄生虫学的新人,唐崇惕院士从她的父亲那里继承来的科研精神和家国情怀,又一一传承给一代代莘莘学子。从到厦门大学任教起,她一心扑在科研事业和教书育人上,率先垂范,培育出一批批勤勉刻苦的学生,为中国的寄生虫学发展注入了许多新生力量。
带研究生和进修生到新疆天山作调查
在兴安盟查索科线虫
唐崇惕院士培养研究生,从不将学生当作自己的科研“工具”,对于她来说,学生是后进也是同侪。考虑到寄生虫学需要大量的实地考察,她的课题大多是找当地的畜牧兽医研究所单位人员合作完成。对于门下的研究生,首先会问他们感兴趣的领域,从学生的兴趣出发,才给予他们的独立研究的课题,鼓励学生独立开展课题,并经常亲自带学生到野外考察,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这般不慕浮名虚利、以学生为重的育人精神,不仅是为坚守自己的科研准则,也是为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并告诉学生“你们自己的课题发表文章,不要署我的名为作者”,唐崇惕院士功名加身,却已然淡泊明志,比起以自己为名发表了多少影响力高的文章,“甘为孺子育英才”才是她的为师之道。
她培养的一届又一届学生,毕业后奔赴国内外,继续为寄生虫学研究贡献自己的心力,正如那句话所说,“美好的战役他已经历,必经的路途他已跑尽,所信的道他已奉行”,她播下的火种永不熄灭。
2013年唐崇惕与学生在血吸虫疫区
院士世家的传承
以国家的需要为使命
父女为同专业院士,这在中国科学史上也是一段佳话,而唐崇惕也一直以父亲为榜样薪火相传,勇攀科研的高峰、填补祖国的空白。在抗战时期的动荡岁月,纵使家徒四壁,一家人饱受疾苦,她的父亲仍攻坚克难,潜心于血吸虫病的研究,其为国家的需要为使命的凌云壮志,穷山复海不能限之,这也深刻地影响了唐崇惕,父女二人戮力同心,走遍祖国大江南北,下乡调研,治病救人,解决了一个又一个寄生虫学上的疑难问题。
唐崇惕院士经常动情地讲述父亲儿时的成长经历和艰苦创业,开创寄生虫学研究的故事,也时刻铭记父亲的殷切期盼和谆谆教诲,可见父亲对其影响之深远。当时一种世界性分布的人鼠共患西里伯瑞氏绦虫病在福州附近各地广泛地传播,甚至食谱简单的八个月大的孩子也患病,这种绦虫病的中间宿主让她和父亲百思不得其解。然而通过家访,得知此婴儿曾在地上抓食猫饭,见到此猫饭中有一种人居处的蚂蚁,而开始用此蚂蚁进行人工感染试验。在和父亲共同研究这一绦虫病时,她经常是废寝忘食,扎根在实验室里试验解剖和观察,当在预想的传播媒介里发现此寄生虫的幼虫时,用培养皿保存好,兴奋地小跑回家,报告父亲,还在吃饭的父亲一听闻,就立即放下筷子,二人又回到实验室,父亲立刻认可,立即在显微镜下绘图。又继续作鼠类的人工感染,也获得成功。
唐仲璋与女儿唐崇惕在家中工作(1993年初)
父亲言传身教的不只是寄生虫学上的科研方法,更是高风亮节的科研作风。在她开始从事科学研究的时候,父亲对她说:“人生岁月有限,你做一个学科,就要做此学科最重要的,世界上未解决的问题。”直到现在,唐崇惕院士还牢记着父亲的人生格言,并穷极一生,奋力践行。她不仅继承了父亲艰苦奋斗的科研作风、祖祖辈辈除害灭病的奉献精神,还时刻怀揣着一颗奉献祖国的心,面对西方国家先进的实验条件和优越的生活环境,她不为所动,而是作出和父亲一样的选择,坚持在厦门大学从事教学和科研。“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但科学家是有国界的”唐崇惕院士如是说。唐崇惕院士的儿子唐亮,在他外公唐仲璋指定下,从事寄生虫学研究,并开展人体疾病药物的研究和工作。现在唐崇惕的孙子和孙女都是以医学工程和医学生物学为专业。
外孙唐亮协助唐仲璋捕捉昆虫媒介草螽
唐仲璋采集牛羊胰脏吸虫病的贝类媒介陆地蜗牛
外孙施衍牵人工感染胰脏吸虫实验羊
习近平总书记自十八大以来就对家风建设十分重视,“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正是有这样为国为民的家风传承,一个人影响一代人,一代人影响几代人,国家就在一代代国人的奉献和奋斗中强大。“唐门之风”如有劈波斩浪之势,攻克了种种危害国人健康的疾病,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唐门之风”如同有一股顽劲,吹扑不灭,势在合心同力,为中国的科研事业和国人健康奋斗终生!
文|生命科学学院 张弘 江子扬
责任编辑|吴若桐